回味温馨祥和充满活力的班集体

　1962年在昌平师范读书时，我被编排到六二届（二）班就读。我们这个班的学生是由县城以西的西八里和县城以东的东八里两部分农村学生组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这个班的学生的共同特点是个个憨厚朴实，言谈举止都带有庄稼人的特有的浓浓的乡土气息。刚上师范读书时，有的学生还穿着免档裤，带着一身的泥巴。有的学生骑着小毛驴由家里的父兄姐妹护送而来。浓浓的乡情与乡俗，很快地把我们这些孩子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温馨祥和，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家庭。三年来同学们之间团结互助、朝夕相处，引发出许多令人难忘的感人事迹，很值得我们回味，回顾这些经历会使你怡情愉悦、神采飞扬。

　　一、四个大师姐，班务工作的四员闯将

　　我们班的生源，皆因大多数来自农村，加之农村所固有的重男轻女的陋俗，女孩比男孩上学都要晚，因此学生的年龄就显得参差不齐。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男女同学相比较年龄相差三、四岁。女生年龄一般都偏大，男生偏小。于是在我们班主持班务工作上就呈现出阴盛阳衰的势头。

　　我们班里有几个年龄稍大的女生，如高淑琴，邢蕙兰、纪淑珍、韩起华，她们都特别的懂事。她们几个人在班里敬大爱小，待人处世通情达理，稳稳当当，很快就成了同学心目中的知心老大姐。成立班委会时，她们理所当然的占据主角儿位置。有的当上团分支书记、学生会委员、班长、团小组长等职。都成为了班主任的左膀右臂，她们把班务工作搞的井井有条，红红火火，班级活动开展得更是丰富多彩。

　　最使我难忘的是，为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她们想出了许多得人心、顺民意的好点子。比如每年到“三八”妇女节和“五四”青年节时，她们就主动发动班里的女同学，到男学生宿舍，帮助男同学拆洗被褥。我们大多数男同学不但都淘气贪玩儿，而且还不怎么讲究卫生，每个人的被褥都盖得脏兮兮的，洗涤时很是费劲。我亲眼看见几名女同学的手臂都被水浸泡和搓板搓得红红的，有的还磨出了血泡，但她们却依然有说有笑、没有半点儿怨言。

　　我们这些男同学为表达对他们的一片感激之情，就在“三八”节那天，自觉自愿地攒些钱，给她们每人买一把小梳子和一条红艳艳的丝绸飘带，并亲手给她们系在头上，礼物虽小却洋溢着同学之间那份浓浓的手足之情。

　　记得有一年的冬季，天气特别寒冷，屋外大雪纷纷扬扬，天冷得真是滴水成冰，同学们被冻得搓手顿足。许多家长都给自家的孩子送来了保暖的棉衣。唯有班里一名叫刘淑琴的女同学，身上穿着单薄的秋衣，默默地坐在课桌旁，眼里含着泪花儿，不住地打着寒颤。她眼看着其它同学都有亲人送来棉衣，只有她见不到亲人的踪影，表情显得格外的无助和凄凉。因为她家住在贫困的上念头村，父亲是个架拐的残疾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尚有小弟和小妹，全家几口人只能是她那体弱多病的母亲一个人靠挣工分维持这个家，对她还要攻书念学，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给她置棉衣。同学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为她慷慨解囊。同学们你一元，他五元，很快就给她攒了几拾多元钱，买了棉花和布料由会做衣服的女同学给她量体裁衣，只半天的工夫，一套崭新的、厚厚的新棉衣、棉裤就给她做好了。同学们给她穿在身上，她激动得泪流满面。

　　她们四个女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班里的其他同学，而且在思想政治和学习上，也对同学们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她们让班里的党团员帮助那些学习上有些困难的同学，采取一对一搭帮结对子的方式。联手给予帮助。

　　因为我是男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班里稍大的男女同学都爱逗我玩儿。通常他们不叫我的学名，总爱叫我“小魏”或“小四头”（因我在家排行老四）。我的师姐高淑琴、韩起华、邢蕙兰他们当时都是团干部，而我是个超龄的少先队员，他们很关心我的进步，经常找我谈话说：“小魏，摘掉了红领巾，还得要求进步，想不想加入团组织呢？”我说：“当然想，可我还不够格呀。”她们说：“不够格，就要努力争取！”在她们鼓励之下，我及时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她们和团组织的关怀、帮助之下，严格地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学校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像参加植树造林、打扫街道公共卫生，看校护校、深翻土地等等，学校团组织责成邢蕙兰作为我的联系人。我按时找她做阶段性思想汇报。

　　记得有一次上晚自习时，因我回头向一个同学请教一个数学题，说话的语声大了点儿，我们的学习委员，一个比我还小叫吴宝湘的女同学，厉声呵斥我。我想，我又不是诚心捣乱课堂纪律，干嘛粗脖子红筋地跟我吵哇？！我虽然是个小个子男同学，但毕竟是个男子汉，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多丢面子啊。出于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我愤然地回敬了她几句，她很委屈地哭了。

　　那时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我是班里的文学科代表，我本当归她管辖，平时班级里组织个征文、诗歌朗诵会什么的，我俩配合得十分默契。但就从那天起，我俩同在一个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半年多的光景，竟然谁也不搭理谁。

　　韩起华和邢蕙兰二位师姐从中看出了破绽，她们找我谈话，狠狠地批评了我，他们指责我说：“你小小年纪，脾气还挺大，还挺讲求大男子主义，把人家女同学给气得回到宿舍泣不成声，你多有能耐呀！可人家是个群众，你可是团里培养的积极分子，你必须主动向人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务求和解！”开始，我有些想不通，认为一个男同学给个女同学赔不是，太丢人！但一想到两个师姐是从团组织要求积极分子的角度做出的指令，我理应听他们的话。但我仍然是极不情愿地在她俩陪同之下，来到女宿舍。她俩对那位女同学说：“小吴，人家小魏登门给你赔礼道歉来了，你们俩人坐下来好好谈谈，交交心，以后就不许你耿着我扭着的啦。”我诚恳地向她承认了错误之后，她哇地一声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我却如释重负，轻松地回到我们男宿舍。

　　次日吃晚饭时，正赶上她值日负责给同学们分发饭菜，等我去分菜时，她噗嗤一乐，一边给我盛菜，一边悄声儿对我说：“小魏，吃完晚饭抽空咱出去聊聊好吗？”我说：“好哇！”我欣然答应了她。吃罢晚饭，我们俩便肩并肩地围绕学校操场聊了许久。自此，我俩真的是和好如初了。在我加入团组织时，她特意向我表示祝贺，而且要求我好好帮助她也要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直到毕业分手时，我俩之间提起这件事，觉得又好笑又内疚。60年代她在大东流中心教书时，因她崇拜历史学家吴晗，“文革”时受到株连而遭到批判，我和几位同学特意骑着自行车去探望她，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80年代后期因她婚后调到顺义县任教，才中断了联系。

　　二、四位大师哥班务工作的台柱子

　　我们班的班长徐宝华，是个老实巴交的男同学。他眯缝着一双眼，见人说话总是乐呵呵的十分友善，从来不发脾气，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组织能力，因此，大家都选他当班长。在他主持班务工作的日子里，班里争争吵吵的事从未发生过。因为班长徐宝华一直主张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不允许任何有碍于团结的因素存在，即便有个别人起哄闹事，经他一提醒，一解劝，顿时就烟消云散了。“维护团结，息事宁人，师生和睦”是他维护集体的一贯主导思想。

　　某日深夜，男宿舍早已熄灯休息，因我和他挨着睡觉，午夜一点多钟，他忽然急火火地拍打我的身子，我拉开灯一瞧，他仰着头，瞪着眼，张着嘴巴“呃呃呃”地乱叫，就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急忙用指头指着流着口水的嘴让我看。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晚餐时吃块老驴肉塞了牙，他躺在被窝里剔牙时，因嘴巴张得过大，下巴脱臼了，下巴掉下来了。大个子男同学赶紧把他背到校医室，让李校医给他复位安上下巴，他才会张嘴说话。此后便在我们同学当中留下个话把儿——“班长徐宝华，吃肉剔牙掉下巴，不能说话干喊啊”。一提起这个小插曲，他的脸红的就像大姑娘似的，总是羞羞答答的不好意思。从昌平师范毕业以后，徐宝华被分配到昌平镇以西的地区任教，听同学们说，他是某个学校的负责人，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教师们称他是个不辞劳苦的“老黄牛”，威信可高啦！

　　劳动委员赵德仓，是流村镇瓦窑村人。为人忠厚老实，言谈话语带有浓重的山娃味儿。他主抓劳动课，每次劳动课他都安排得十分稳妥细致。他能按照每个同学的脾气秉赋，性格特点和体质的强弱，编组派活。如身体健壮的男同学分为一组，让他们去起猪圈，身体好的女同学，让她们去推车送水浇菜园子，身体弱小的男女同学就去掏男女厕所，有劲的可以肩挑粪桶，劲小的就自由结对，搞二人抬。总之，让大家人人有活干，而且都是力所能及，使得大家都很满意。每次劳动，赵德仓同学都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哪有脏活、累活他准会出现在哪里，为此赵德仓同学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劳动委员，并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从昌平师范毕业后赵德仓被分配到昌平县高口中心小学任教。在校工作期间，他历任高口中心小学工会主席、校长等职，是个处处维护教职工切身利益、勤俭建校的好带头人。退休以后，皆因他不失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本色，说话办事一贯主持正义和公道，当地群众又举荐他为村民主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生活委员王宝峰，是个蔫蔫呼呼却很有心计的男同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宝峰同学任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为核定班级每个同学粮食定量指标，为做到公平、公正、合理，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个人申报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符合个人实际的定量指标。在“瓜菜代”艰苦的岁月里，王宝峰同学为保证同学们都能吃饱肚子，他和班干部一起出谋划策，想出了许多取得食物的新鲜点子。每到开春时节，万物复苏、百草泛青的时候，他就发动同学们到田间、荒野去挖野菜，如“苦麻儿”、“茉莉芽”、“荠菜”、“马齿苋”等，采回后让女同学用清水洗净，在大盆里放上点儿黄酱，撒点儿盐花一拌，同学们就你抢走一盘，他抢走半碗，狼吞虎咽地吃得美味香甜，填充了同学们的腹中食，又改善了学生的伙食。

　　毕业后王宝峰同学被分配到昌平县平西府中学任总务主任和工会主席，我俩接触的机会较多。据平西府中学校长介绍，王宝峰同志担任总务主任期间，真是学校当家理财的一把好手，人们都称赞他是学校的一个“把家虎”。为给学校发展节省经费开支，他每天起早睡晚，最早就来到学校和最晚离开学校的准是王宝峰，他每天坐在院子里把学校废弃的旧桌椅，一块一块地劈成劈柴，摞在仓库里，连同用过的笤帚疙瘩，攒了满满的一屋子，作为冬季师生生火炉子的引柴来用。后来，因中风患上脑益血症，致使半身瘫痪，终因久治不愈、带着对学校的无限眷恋离开人世。但王宝峰同志爱校如家，勤俭理财的治校精神和品德，给全学校师生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文艺委员姜槐同学，他聪明伶俐，且多才多艺。人长得非常帅气，尤其善长文艺创作。1959年学校响应国家应征入伍的伟大号召，积极动员在校的适龄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为扩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姜槐同学在我们语文教师杨彩彤的指导之下，挥笔创作了《我送新郎去从军》的评剧剧本。经班里几个同学认真地排练，在全校进行公开演出时，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参加北京市中学生文艺会演获得一等奖，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和奖励。就在那一年，姜槐同学按照剧本构思的剧情和意向，实现了自己美好的愿望，他真的应征入伍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现在情况如何却不得而知。

　　体育委员张启斌同学，他性格开朗，身体健壮，爱运动，尤其是酷爱举重、打篮球和长跑。为便于锻炼，他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总是放上一副举重器，课间休息时，抽空儿就练它几把。在张启斌同学带动下，我们班的同学谁也甭想偷偷摸摸地睡懒觉，每天他都按时按点地督促同学们去晨练。有时跟着他绕着操场一跑就是十几圈儿，要么就是从昌平县城一直到南口镇跑个来回。那时节他身着红色运动服，脚穿着白色运动鞋，举步轻盈，英姿飒爽，是女同学所瞩目的帅哥儿，男同学佩服的体育健儿。班里的体育运动活动搞的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在每年的学校运动会上都能取得较好成绩，为班级增添了光彩。毕业后张启斌同志先后在小营中学和昌平卫校任职，直至退休。

　　上述我所写的几个人物，那可是我们班上的“八大金刚”啊！个个都是名不虚传，不仅在学校、在班里，就是融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也依然如此，如果您不信您可以挨着个地打听打听，有多少人在赞颂他们，您能不为有这样的师兄弟、师姐妹、好校友而自豪吗？

作者：魏长义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1962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