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昌平师范学校工作的回忆

依稀记得那是在1951年9月11日的晚上，学校大部分的师生已经安然入睡，而当时任通县初级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的我正在教导处办公，忽然校长曹乃木同志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未等我说话，他便乐开了花似的对我说“老李，告诉你一个大喜事儿。”“能有什么大喜事儿啊?”我问道，手里仍然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他说：“专员公署派你去昌平师范（昌平初级师范简称）当校长，专署教育科已经通知我了，并叫我转告你，可能一半天领导要找你谈话，你准备准备吧，抓紧把这儿的工作总结一下。”我猛地抬起头，却又低下头陷入深深的沉思，闷闷得问“为什么要调我走呢？”乃木同志张开双手，似有一份无奈的说“这回领导上调让你当校长，已经推迟一年了，去年组织上调你去香河县中学任校长，因为我再三挽留，才把你留下来，这回调你到昌平师范当校长，不好再挽留了，说真的，我不愿意让你走！”我仍保有一线希望地说“我也不愿意走，我喜欢咱们学校，要不，我们一起向领导请求一下，还把我留下来，也许领导尚有收回成命的可能。”乃木同志摇头说：“没有可能了，对你的任命，是经专员公署行政会议决定的。”看来既定的事实已经无法更改，我只能选择默默地接受……

　　果不其然，第二天我便接到了专员公署教育科副科长黎明同志的通知，并约我在当天晚上八点谈话。在谈话时，黎明同志将印有昌平初级师范学校副校长的委任状和昌平县政府的通知书一起交到我的手里。之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昌平师范学校的现状。临别时，手扶我的肩膀对我说“对于昌平师范学校的日后工作，务必要努力做好、办好一切团结工作，不要辜负组织寄予你的厚望！”

　　从专署教育科回来的次日，通县初级师范学校特意为我举行了欢送大会，大家那份依依惜别的深情，使我备受感动。更叫我为之动情地是，作为领导、老战友的曹乃木同志，在即将分别的前夜，我们促膝长谈，回忆当年入城前，在冀东军长城部（北平工委代号）工作期间，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周旋的惊险；解放通州时日日夜夜紧张的工作；重温以往工作顺利时的愉悦；回顾遇到逆境时的困惑，我们相互支持关怀的片断……自1949年3月2日，我们以军代表的名义接管通县简易师范学校，以及接管后学校的再改造和建设，在艰苦曲折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我们即将分开，相互之间不断叮嘱，加强联系的基础上更要共同努力学习……9月14日的阳光悄悄的爬上了窗口，一夜未合眼的我望着曹乃木同志惜别的眼神，却要即刻启程赶赴昌平。为了不惊动师生们，我和乃木同志静静地走出学校大门，在校门口紧紧相拥之后挥手告别。

　　再见了，通县初级师范学校。

　　我来了，昌平初级师范学校。

　　1951年9月14日中午，我在昌平念头火车站下车后，雇了一辆拉脚的马车，直赴昌平师范学校。昌平县城距火车站八华里左右。坐上马车后，眺望县城周边环境，城北、城东、城西三面群山环绕，其中唯有城南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当时正值秋收的繁忙季节，放眼望去尽是男女老少在田野中收获庄稼的劳动场面，在马车中的我仿佛也融入到其中，这份心旷神怡、满足不由得让我念起了远方的故乡。

　　行进的马车，拉进了我和昌平县城的距离。那时候昌平县的古城，基本保存完好，雄伟壮观。马车由县城西城门进入，宽阔的街道立刻映入我的眼帘，市面虽然不甚繁华，但是，店铺种类一应俱全。街上的往来行人，神情举止，从容静谧，衣着朴素，带有中国北方人特有的纯朴本色，这点上，和我的家乡似有几分相近。

　　昌平的田野风光，城里的市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拉脚的车把式，把我送到了坐落于县城东南隅孔庙内的昌平师范学校。

　　到校后，我受到前任校长王乃生同志的热情接待。当天下午，在王乃生同志的陪同下，我去县政府拜访了崔照华县长，县长非常亲切热情，并在会见的交谈中通知我，要与王乃生同志在职时一样，兼任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后来，我感到身兼二职，不能胜任，亲自请求通县专员公署科领导，和昌平县政府领导联系，免去我兼任县政府教育科科长职务，同年11月领导上批准了我的请求。

　　从县政府回到学校后，王乃生同志带我参观了学校的校园及周围环境。当时的昌平师范学校是一所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老学校，1951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建了许多新房，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图书馆、新校门等，房屋不下几十间之多。此外，还有离学校不远新调整的孟家大院十多间瓦房，当作男生宿舍。

　　我非常欣赏昌平师范优美的校容校貌。新建的校门，堪称一景，漂亮的两扇红油漆大门。大门两侧的门垛上边，弧形结构装饰架上，悬挂着“昌平初级师范”六个醒目大字，门垛前脸，书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发展人民教育”，下联是“保卫世界和平”。门垛两边用青砖、白灰、垄瓦砌的八短墙。校门建筑风格别致，协调庄重，很有气派，更精美的是，在校门上空映衬着常年苍翠的大柏树，树冠与校门浑然一体，酷似赏心悦目的玲珑剔透的雕塑品，学校各个院落，都长着两人合抱的大柏树，据传是明朝万历年间栽种的，树龄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树干挺拔参天，树冠几乎掩映着学校所有的房屋。房屋建筑布局，疏密得当。操场虽然小了一点，仅有四条200平米跑道的面积，但是，学校周围环境优雅，很有发展前途，相邻的东边、南边、西边都是菜园地，只有北边是居民住宅区，这给学校以后的扩建，留下了发展余地。我一边观赏，一边思考，这个学校的环境，要和通县初级师范学校的校园比较，可算是一所清雅幽美之所了。

　　1951年9月2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送王乃生校长和欢迎我接任校长工作大会。在会前、会后，我曾利用课余时间，访问了大部分教职员工，也接待了不少向我反映学校情况的学生，此外，还和性格直爽的教导主任何尚武同志，以及学校仅有的两位党员同志（均为总务处职员）进行了谈心活动。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我认为学校存在的问题，和通县专署教育科副科长黎明同志介绍的情况基本一致。对于如何解决不团结问题，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不宜用评判谁是谁非的办法解决,只能采取在分别作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把师生员工的精力引导到办好学校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逐步化解思想认识矛盾,从 而增强团结。与此同时我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达到通县专署教育科副科长黎明同志提出的“要作好学校的团结工作，办好昌平师范的要求”，则是任重而道远的大问题。

　　自1951年9月20日起，我正式接任昌平师范校长工作，至1963年6月23日调走，在这个学校（现在的昌平二中），工作了12年。在这12年中，学校的校名，曾有几次变更。我初到学校时，叫“昌平初级师范学校”，1954年暑期最后一届师范生毕业。在学校因只剩下从1952年开始重新招收的初中班的学生，因此，校名改为“昌平第二初级中学”。1956年初，昌平县划归北京市，昌平第二初级中学，再次更名为“北京八十四中”。1958年暑期，昌平县决定重建昌平师范学校（中级师范），并把师范建在北京八十四中的学校内，而且是两所学校合作办学，两校实属一家，也可以说北京八十四中，也是昌平师范学校，反过来亦然，因为两校的关系，既不是中学附设师范班，也不是师范附设中学班。办学的形式，除了两块名牌子、两颗校印是分着的以外，人员编制、学校管理机构、财务开支、教学和生活设备等，全部统一管理。这种空前绝后的办学形式，在昌平的中等教育领域内，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独特的办学形式，直到1962年12月昌平师范和北京八十四中分开办学为止。1962年12月昌平师范搬到沙河镇东边停办的原华北人民大学的校址后，才结束了两个学校共同办学的历史。但是，两校的校长、党支部书记仍由我兼任，我只好每校一周的轮流办公。这种工作方式，延续到1963年6月，我调到北京第三师范学校为止。

　　昌平师范（含北京八十四中以下同），在不断的更迭校名过程中，学校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1951年9月，我接任校长时，学校的规模很小，包括附设的中学班，仅有7个教学班，300多名学生，17名教师。当年12月底，附设的中学班分到新建的“昌平初级中学” 后，昌平师范只剩下4个教学班，180多名学生，8名教师，全校的教职员工不满20人。这时的昌平师范，校园虽然美丽，但是，由于解放前底下薄，解放后教育经费又不足，再加上前任总务主任的财务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学校的办学条件、生活设备异常简陋。学校的教学仪器、图表、包括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科的设备，都放在教师集体办公的大办公室内，悉数储存，还装不满一个仪器柜子。那个时候，学校的人们对教学仪器室、实验室等设备从未奢望过；体育器材设备的件数，更是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利用学校盖房的剩余材料现打的。计有篮球筐一付，联合体操器械架一付，固定的单双杠各一付，仅此而已。没有体育器材室，甚至连学生最喜欢玩的篮球也没有。我工作不久，体育老师带着几名同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体育老师手里拎着一个同学们自制的“篮球”，球胆是用旧棉絮填充的，老师对我说，“这个篮球拍不起来，不能打，只能用它练习传球。”我理解老师和同学们的来的意图，他们希望我批准给同学们买一个新篮球。当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立刻向老师和同学们作了尽快买篮球的许诺。他们高兴的走了，给我留下了却是不胜感慨。

　　师生们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的艰苦。记得1951年11月，到了冬季的烤火取暖期，然而，由于小煤球炉子不够分配，学校一时又没有购置的经费，因此，无法如期生火取暖，大家只好一块儿挨冻，经受一次“同冻受苦”的磨练。后来，筹措到一些款项，立刻从北京旧货市场上，买来一批还能使用的旧煤炉子，这回师生们总算在冬季可以用小煤炉子来烤火取暖了……其他生活的艰苦状况不在赘述。

　　10年后，也就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昌平师范，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市、区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学校的发展变化难以想象。1961年，在校生发展到24个教学班，1175名学生，100多名教职员工，学校行政机构、人员编制健全，教学和生活条件，劳动生产教育基地等设备完善。这个时期的昌平师范，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级师范学校了（含北京八十四中）。

　　尤其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发展变化，较1951年相比，人员增长了6倍，教师素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学历来看，1951年的8名教师中，大专毕业的仅有二人，占教师总数的25%；从政治思想觉悟上来看，虽然没有党、团员，但绝大多数老师，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努力工作，要求进步；从业务水平上来看，基本上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工作。1961年，在49名教师中大专毕业生有40人，占教师总数的81.6%；党员5人，团员12人，人人要求进步，有12人申请入党；业务水平，从教育教学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以实际效果上来看，若获得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分数，并不过分。从他们的工作表现上来看。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老师们的熟悉面孔，一一的浮现在眼前，随之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特别是老师们的辛勤工作情景，历历在目，国家规定的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这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们和同学一起在操场上进行锻炼，这是一天工作的开始。上课时，他们除了给学生上课外，还要批改学生的课外作业，要准备下周的授课教案。学生上自习时，要辅导学生课外作业，下课后，要和同学进行个别谈话，作思想工作。有时还要参加教研组的会议，或者其他会议。白天做不完的工作，夜以继日的接着干，直到过了深夜12点。而这时更多的是人们熟睡的时刻，可是，老师们仍在教研室的灯光下，聚精会神的默默工作着。他们这样辛勤劳动，恐怕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们也不想叫别人了解，他们认为这样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这个朴实想法，却意味着他们对学生付出真挚的爱，对学生家长的抚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昌平师范，正是由于有这些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好老师，他们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原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使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如学期课时的教学计划（教案）、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等，创造了正规的教学制度和优良传统。同时，积极地探索改革教学方法。例如，语文组的老师们，在《红领巾》教学模式的影响下，改变了传统的逐字逐句串讲方法，试验在分析课前，指导学生上好认真读书，编写分析提纲的预习，上课时在预习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分析教材内容和写作方法，增强教学的语言和思想因素，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理化学科的老师们，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增加实验课，改变了重讲授不重视实验的做法；生物课的老师们，把教学与实验园地的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书本上种田的纸上谈兵，而且不断地提高实验园地生产产量。在探索教学方面的改革，比较突出的是数学教研组的老师们，他们创造性的探索了“启发式”、“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教学方法，这三种教学方法，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书中，都有表述，并在历代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为人们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现象，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放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的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对于上述教学方法的探索，在代数教师幺富臻同志的《我是怎样教应用题的》教学工作总结中，和几何教师石瑞林同志的《讲平行四边形作图，从复习三角形基本作图法入手》以及其他有关教学工作总结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他们的经验主要是引导学生正确思维活动，培养学生认识客体知识的规律性。学校对他们的经验都及时地作了推广。不过，那个时期的我们，却意识不到，一、二十年后，也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传入中国的美国当代教育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一书中，把“温故知新”、“举一反”教学方法，称为“知识迁移法”，他认为，“迁移应该是教育过程的核心”，并根据“迁移J”原理，提出了“知识结构”理论。这个理论，在中国的二下世纪八十年代的教学理论改革中，曾经风行一时，这个教学理论，对于中国教学理论改革的影响更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昌平师范的老师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的教学改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性的继承古今内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原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在肯定教师的教育工作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教师的教育成就，这是和学生学习的成就是同生同长，也就是说，同学们在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方面，也和教师一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创造学校的优良传统习惯的作用上，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讲的，“学生是创造优良传统习惯的能手”。历届的同学们在校学习期间，创造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事迹。具体是事例是：

　　同学们在学校的团委会、学生会和班主任的带领下，创造了具有推动学校团结奋进作用的《荣誉册》，这个《荣誉册》，分为学校的和班级的两种，它们分别记录着学校、班级集体和个，在班级、校级、区（县）、市级的公益活动、学习考试、体育卫生、生产劳动等诸方面取得第一名，或者是优异的成绩，都可载入《荣誉册》。尤其是班级的《荣誉册》，采用上下年级班之间继承制度。它起着激励学校、老师、同学们团结奋进的精神，能够使学校变成一个创造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大集体。就像马卡连科说的“传统习惯可以把学生美化了，学生生活在有优良传统习惯的环境里，就觉得自己处在受自己特殊团体纪律所支配的情况中，他们就因此而自豪，并且力求改善。”同学们创造的《荣誉册》，应该说，对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同学们的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功不可没。

　　同学们，创造了自觉主动学习的优良传统学风。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中国青年报》记者参观学校环境，当时是下午的课后，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自习时间。我们走到教室区时，每个教室内，都是鸦雀无声的。记者问我，“教室内有学生吗？”我回答说：“有，正在上自习”，他又问，“可以参观吗？”我说，“当然可以，”随手把教室的后门推开，请记者参观。记者惊异地看到了教室的学生，更使他奇怪原是，学生听到后门响时，竟无一人回头观望，仍然精神集中的学习着。同学们这种认真学习的表现，记者赞不绝口。

　　同学们要求思想政治进步蔚然成风。例如，1960年，在476名师范班的同学中，党团员占40%；师范班的同学们专业思想巩固。1961年第一届师范班的毕业生，百分之百的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小学教师工作岗位；初中班的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正确地对待升学和不能升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安排。他们认为这两种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在历届初中毕业生中，极少数不能升学的同学，都愉快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无一人闹思想问题。

　　在体育卫生上，同学们创造了激励人心事迹。由于同学们长期坚持体育锻炼，讲究卫生。在1957年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两组总分第一名（当时没有高中班）。为北京八十四中和昌平区的中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市级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金奖。1959年在北京市中学女子冬季越野赛上，取得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名的好成绩，获得奖旗一面。1956年获得昌平区先进卫生单位称号，受到区领导的大力表扬和奖励。

　　同学们热爱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不少优异成绩。在1958年，“教育大革命”运动中，下乡参加生产劳动，同学们在昌平区横桥村“深翻麦地”，不怕苦，不怕累，创造了进度快、质量高的好成绩，深受社员的欢迎和领导上的表扬。地区领导决定在该村召开“深翻麦地样板田”的现场会。

　　深翻麦地劳动结束后，回到学校又投入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炼钢中，同学们悉心研究，创造出单小高炉的最高日产量，受到生产简报的通报表扬。

　　1959年全年，师生参加了37166个劳动日的劳动（每个劳动日按8小时计算）。其中工艺劳动14048个劳动日，绿化首都植树4315棵。在学校的教学生产园地劳动了23118个劳动日，生产粮食12412市斤，蔬菜342243市斤，其中大白菜20多万市斤，自繁自养生猪52口。蔬菜除供给七百多名住校师生的食用外，和其他的产品一起，支援了市场，既有粮食、油料、棉花、花生等。1960年油料生产被评为县级先进单位，受到团市委奖励。1961年10月，北京市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同志，到昌平师范调查研究如何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在参观学校生产实验园地时，看到大白菜长得好，非常高兴，表扬师生科学种田，并叫学校给市委教育部送去三棵白菜（每棵20多斤重），准备在市委饭厅展览。

　　那个时候，师生们参加生产劳动，是“三结合”的方式：与教学实验相结合；与群众“三同”相结合（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社会公益相结合。通过生产劳动使学生受到劳动锻炼，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

　　昌平师范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同学们的刻苦活泼的学习活动，创造了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因而，1960年2月26日，在北京市文教战线群英会上，获得了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红旗学校奖励。

　　昌平师范出席这次群英会的教师代表。有代表13名先进集体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刘春波老师；有代表12名先集体的教学教研组组长傅志良老师。此外，还有获得先进个人的教师和干部各二人。他们是生物教师李惠中和数学教师石瑞林；两名干部是总务处副主任党进财（也是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团委会书记秦全关翔等同志；还有代表学校领导干部出席这次群英会的教导主任何尚武同志。出席这次群英会的代表是一个共有7人的群体。实际上这个群体也代表了昌平师范学校的100多名教职工和1175名学生。获得“先进红旗学奖”，这个激励人心的光荣事迹，是昌平师范建校30多年来，史无前例的，因此，昌平师范的人们，为它欢欣鼓舞，为它激动，为它自豪，是理所当然的。

　　昌平师范，在获得北京市先进红旗学校奖励后继续前进。在1960年全市中等师范系统统考二年级语文时，统考成绩平均达到82分。这个成绩，不仅超过了自己1959年的统考成绩，而且在当时，也是全市师范统统考的比较优秀的成绩。初中毕业班，参加全市升学统一考试的成绩，更上一层楼。政治、语文、数学三科平均成绩达到89分，超过全县历史上历次的升学考试成绩，升学率达到99.29%，只有1名同学因有残疾未被录取。

　　由于昌平师范学校，在获得了市委、市政府的先进红旗学校奖励后，又在全市统考中继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引起北京市教育局领导上的注意。1960年10月，由主管师范教育的闫伯铭副局长和师范教育处处长丁赛同志，率领师范教育处的同志们，历时9天，全面地检查了昌平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并听取了昌平区教育局负责同志，对昌平师范学校工作的评价汇报。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检查后，对昌平师范学校，全面贯彻当的教育方针所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尤为称道。

　　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检查工作结束不久，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视察组，又来昌平师范作了7天的视察，视察过程和北京市教育局领导的检查工作情况差不多。视察的评价是：“学校以青年教师为主体，团结向上，朝气蓬勃，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尽头，这既是学校的特点，也是学校的优势，要坚持下去，还要发展……”

　　经过北京市教育局和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领导上的检查和视察。北京市教育局决定在1960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昌平师范学校召开全市各师范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如何进一步办好师范学校”的现场会。

　　会议期间，各师范学校的校长、支部书记，在参观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果展览时，代表们最感兴趣的是，老师们多年来，付出大量心血制定的学期的教学计划、成套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课时教学计划（教案）、学期末的教学工作总结。还有深受代表们赞许的，各个年级学生的课外独立作业本，代表们特别欣赏学生数学作业的整洁规范和多式多样的解题方法。代表们深有感触地说：“从教师的教学工作计划和总结，学生独立完成的作业质量上来看，可以看出昌平师范教学工作扎扎实实的基本功，也强有力的反映出这个学校的教育工作特点。”

　　与会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参观了昌平师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果展览后，纷纷给自己的学校打电话，请他们学校的干部、教师们来昌平师范参观。会议期间有不少的师范学校干部、教师来昌平师范参观访问。会后，又有本市的师范学校和本县的中学，共有几十所兄弟学校的干部和教师来参观访问。兄弟学校的同志们来参观访问，不仅给我们学校师生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了我们向兄弟学校学习的机会。不胜感激。

　　昌平师范，由于全市师范学样大调整，在1963年6月和海淀师范合并。北京八十四中的员工同志们和同学们，在进一步发扬优良传统的校风、教风、学风中不断的继续前进着。

　　我在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工作了12年，现在，离开学校整整40年。可是，昌平、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给我留下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我爱昌平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学校的一砖一瓦。我感谢昌平区（县）的历届领导和人民，他们对学校的发展和建设，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无私支持；我爱学校的老师们，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的敬业品质；我喜欢同学们的生动活泼、勤于思考、勇于进取、积极创新的学习劲头。回首和老师同学们朝夕相处的渡过了12年。这12年的岁月，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是最值得记忆的，因为，昌平县（区）、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培养了我，为我以后的二十年师范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这12年的工作期间，也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很值得反思，如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缺陷，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的作风，文化业务修养水平不高，等等原因，不仅给学校的整个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失，也给同志们、同学们造成心情不舒畅。因此每当回顾自己这些缺憾时，常有不禁自责和歉意之感。尽管有些缺憾，但是，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对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现在昌平二中）是永远留恋的，因而，在我离休后，常常在梦中回到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有一次梦见和老师同学们一块在校门口排泄雨后积水，还有一次梦见和老师同学们在大成殿前植树，还有……每次从梦中醒来，都由于在梦中回到昌平、回到昌平师范、北京八十四中，而感到安慰，同时也使我联想到，这跟步入老年后，在梦中常常思念离开几十年的故乡一样。由于我和昌平、昌平二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变化的消息，我都感到高兴、自豪、不自觉地说出我的心声——祝愿昌平我的第二故乡和昌平二中，永远踏着时代的步伐胜利前进！

作者：李一农   原北京市第八十四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