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在昌平简师的工作与生活

一、解放初期的昌平简师

　　中国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体会到“解放”的内涵太复杂。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稳定生活开始。改天换地，疮痍满目的大地开始“复活”。昌平简师校园，欢腾、振奋、弦歌不辍，一片生机。这所学校校址原系昌平的文庙，前有棂星门，往北是泮池桥、戟门，最后是大成殿，其西院是儒学旧址，有明伦堂、东斋、西斋旧建筑，文庙与儒学有小门相通。民国以来，废掉科举，文庙儒学旧址曾作为乡村师范、农职学校，日本投降后成为县立简易师范旧址。

　　昌平解放时简师有3个年级3个班，附设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学生不足200人，大部分学生、教员返校复课。《胜利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新”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弥漫校园。昌平简师校长由副县长张仲平兼任。县委机关青年工作干部冉德馨、县工会主席朱光俊经常来校，平易近人。学校师生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元旦献辞。每星期六晚上、星期日全天教职员开生活会。因过于频繁，太费时间，人人发言，自我批评，大家再提意见，不免有些腻烦，然而没人想改变它。今天这里解放了，明天哪个城市或省会又解放了。消息不断传来，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4月下旬，解放军渡长江解放南京，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上海、广州、大西南、海南岛相继解放，然后是西藏和平解放，只剩下了台湾。中国这只“睡狮”醒了。

　　二、远去的歌声与贫困

　　土地改革、反霸斗争正在中国大陆上普遍开展着。我们返校报到被留任，前校长王士萃、戈崇淇被撤。史用直、尹乃华这二位已到怀来的知识分子到训练班学习。学校补充了一位陈墨霖(字文涛)和一位原伪政府的陈耀天。张仲平指定校务暂由刘思源负责，庶务处指定了康曦庭负责。5月4日，第二批在怀来受训的何尚武到校负责校务。我是音乐教师，组织学生排练秧歌剧、歌曲等，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时进行演出。记得1949年6月6日教师节，在昌平师范集中了约400名中小学教师开庆祝会，察南专署地委派专人到会讲话，县长崔照华讲话。会后，还共同聚餐。晚上，女教师闪一昌和爱好京剧的农民贾子玉、孙德还演了一段《打渔杀家》。

　　暑假教师不放假，政治学习。8月8日，我请假回京把妻儿接来昌平，住在学校北的小旗杆胡同赵家。当时，我们每月工资开始是150斤小米，不久增为220斤小米。每逢领到杂粮，或卖掉或自己推碾子，好在隔壁戴家有石碾，还养着驴子，一切用具，均系借用。星期日到粮食集市去卖粮(今人民剧场旧址)，夏日小米水饭，秋末吃白薯，星期日若做一顿玉米面菜团子，便是改善生活了。逐步添置了小铁锅和笼屉。烧煤球炉，没有铁皮烟筒，待火升旺，再移人室内。几年之后，才自购煤油桶，去白铁铺打成烟筒。70年代才用上了铁铸的“三用炉”，有了烟筒。

　　生活是清苦的，女儿咿呀学语、学立、学走，每天是忙碌的。1949全年除教课、开会之外，整天泡在校内，课余时间教唱歌曲、排练秧秧歌剧。学校只有一架已陈旧的风琴，学生要练琴，遇有损坏，星期日我便修琴。

　　1949年暑假招进简师、初中，各一个班新生。闪一昌去回民中学教课了，陈耀天、安步青回了东北老家。学校来了新教员，天津的谢睿澄、张连运，牛栏山乡师系二班的张显哲，保定师范毕业的女教师陈捷(原名陈德玉)，北师毕业的赵世风，体育专科毕业的张可规和他的未婚妻曹瑛，以及董振堂和曾任伪密云法院院长的李某某，先后陆续来昌平简师任教。

　　暑假后开学，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大量的宣传活动落在我肩上，学生王启栋、邢玉成倡导成立了“星海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有了以萧富等人为主的剧团。   

　　三、走向稳定

　　1949年上半年，我在5个班里教学生唱会41支歌曲，并将秧歌剧《光荣夫妻》、《一朵红花》、《宝山参军》陆续排练完成。为纪念去年死难于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同学，王启栋等还写了《血债》，我给配曲上演。大型秧歌剧《王秀鸾》也在排练中，星期日照常加班。谢老师领导扭秧歌、打腰鼓，陈捷老师的“小四门”不错，也参加进来。一时人才济济，逢开会必演。尽管如此，代理教导主任何尚武仍不满足，在看过通县专署文工团来昌平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和《刘胡兰》之后，要求学校上一个《白毛女》，真是把人忙死了!何尚武甚至约了几个小学教师，晚上到师范学唱《白毛女》中的歌曲，终因人力不济， 练到一半，很困难，我首先就感觉太吃力了，不得不放下。

　　1949年，国营经济还不稳固，物资还很缺乏，私商还在操纵市场，加上解放战争需要，解放区的“边区钞票”也在大量印刷，纸币贬值。4月、7月、11月连续3次物价上涨，虽然我们按月发给粮食，受影响不太大，但无钱买布添置衣裳，于是我想回一趟古北口取一些旧衣物来。11月卖掉工资粮，请假乘火车到北京住店(6元／天)，次日在珠市口搭乘一辆运粮卡车回到古北口。别离家乡己三载，家乡依旧。家中除祖父、伯父之外，又增加了另一位伯母和堂弟、堂妹，成为6口之家。我只拿了些旧衣、一条毯子和妻子的陪嫁座钟。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返程仍是搭乘运货卡车，再以马车返昌平。

　　1949年12月19日，昌平县在简师大成殿内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我校演出《宝山参军》等节目，王洪英、李古发、孙惠敏颇受好评，张可规训练的学生跳箱表演也大受欢迎，昌师扩大了影响。秋冬之交，简师发生“张可规事件”。张可规对体育教学的双杠、篮球、跳箱项目都很拿手，要求又严，即便在严冬，也不准学生上操戴手套，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但他嫌昌平的教员待遇低，鼓动几个学生进城谋职，私刻图章伪造证件事发被捕，拘押3个月。其实，他在校是耍笑其他教师不可一世，连何尚武也不敢置一辞，他同谢、董、曹每晚无聊寻乐。但因善于逢迎，一度被县团委批准入团，后因被捕团籍没了。放出来之后，回了北京，仍旧任教。那时人事制度不像现在这么手续严格，来去自由，张走之后，董、曹、李3位也相继离开昌平。

　　1949年底，通县专署派王乃生(滦县师范毕业，原名刘初模)来昌平任简师校长，其妻高剑光随任。张可规被捕后，教师们正常起来。何尚武主任也由重视张可规，一变写了一篇张可规如何败坏的章回小说。原县团委的冉某某等也常来校，由教员们轮流掏钱打酒，买花生米，大家一起聊天过周末。

　　1950年，除各个节日的演出宣传任务师生出动之外，基本上恢复了教学秩序，新到校的教师阮振帮也成了宣传主力。陈捷、阮振帮和我互相配合，又各显其能。加上谢睿澄这个活跃人物，学校大为热闹。1950年夏，昌师教员同伪县府留用人员等集中在县政府，8月11日起到月底参加“审干运动”，旧人员初步交代了历史，学习材料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处于镇压反革命的前夕。

　　四、日子清苦，倾力为国

　　秋收期间，昌平闹起了“白毛鬼”，其实是反革命分子故意捣乱，夜间披上翻毛皮袄吓人，弄得人心惶惶。这与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之后，暗藏敌人配合美帝在大陆上惑乱人心有关。当时，不断在夜间有人大声，惊呼!于是民心不安，我们所住赵家东院院子很大，有我家、赵素皙的寡妇儿媳和白姓老者住，因房东不满我妻养小鸡，而搬离赵家。10月，我家迁居到估衣市胡同的刘家西房居住。从这月开始，改行工资制，我的工资是旧币21．66万元，从此不必到集市上去卖粮了。此后，工资按“分值”计算。从1951年1月起工资20万元、4月起28万元、7月起30．5万元、8月起33万元等(1万元旧币二1954年1元人民币)。11月5日我们的第2个孩子来到人间，取名大津，取津润丰满之意。因孕期营养不足，儿子生下来长得褶皱，不似小丽落生时丰腴。我们已经添置炕席，有了一条毛毡。入冬了，为求暖和我扎上隔扇。我们用煤球炉子做饭，天天搬出搬进。这年11月又请假回古北口一次。伯母已去世，祖父给了我一条皮褥子，我挑了一些衣物，但遭到第2个伯母的阻拦，毕竟这个东北的伯母不是一条心，扣下了一半。从此我觉得只有自力更生，再也没有回古北口，连他们把三间破房卖掉，我都不知道。堂弟耿景纯在“文革”前后来过我家一次，我不提这些事，他也不向我交代说明，我更看不起他们的人品了。

　　1950年冬季，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作为“三大革命运动”在全国热烈有序地开展着。1951年春天，毛主席号召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镇压反革命。

　　寒假将至，组织起抗美援朝宣传队，队员数十人，我是音乐教员，责无旁贷，寒假中天天给学生排练歌剧《王秀鸾》：旧历正月初五刚过(己进入1951年)，简师的宣传队在我、谢睿澄、梁建华、郭兆腾率领下奔赴昌平西山地区。先后在阳坊、北流村、桃峪口、漆园村、狼儿峪、西峰山6个村子演出《王秀鸾》等剧目，以及其他一些歌曲。晚上演剧，第二天，分住在各家的师生向房东宣传。吃过午饭另换一个村子，6天6处。因刚解放文娱演出极少，尽管天寒地冻，露天演出，仍是台上精神抖擞，台下人山人海。每天，我只能在夜里一两点钟收拾完道具之后才能休息，好在住的老乡家都是热炕。我们师生每人只背一件行李包，全靠双腿，虽累却很愉快。

　　1951年，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一批旧社会的恶霸、警、特和有血债的“还乡团”之类地主、武装头子审判处死。大街上可常见被捆绑，插上“处决”牌子的人，押上马车，被拉去各乡开群众大会宣判后处决。很见效，谣言和蛊惑人心的“白毛鬼”绝迹了。而且人们道德风尚全新，真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失物往往能认领回来。社会治安良好，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

　　抗美援朝仍在进行，而且很激烈，爱国捐献飞机大炮，在各处开展起来。学校以宣传节约见长，于是昌师的师生又开始排练大型歌剧《赤叶河》，萧富、李鑫、何乃祥、孙慧敏都成了主角，《黄河大合唱》也在积极排练中。暑假前的学年末公演于众，但采用售票办法，是募捐“义演”。首场在昌师大成殿台子上演出，募集旧币150多万元，捐献给政府。

　　一切排练好了，没料到我患了疟疾病，高烧达41度。我几乎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幸有医生梁建勋来家打每针1万元的“奎宁”针，配合吃药，3次治疗便见好转。此时已放暑假，因为假期学习，稍愈即行上班。不料未彻底治愈，不几天又重新发作，且更加凶猛，又是一番诊治，这第2次治疗几乎用了1个月。妻既抚育女儿、儿子，又看护着我，甚至夜间低声喃喃祈祷神明保佑，我隐约可闻。愈后，通县专署各中等学校教师集中在通州潞河中学学习10天，我还是参加了。内容是《河北教育》月刊上“依靠教师，办好学校”的社论。

　　开学后的新学年，派来了通师毕业生赵国琦、张自励(解放前密云督学张凤保之子)分任体育、美术教师，还有老教师郝云岩以及女教师赵琦和王颖。当时，教职员除总务处之外，教导处和教员都在戟门的大三间内办公。校长王乃生及其夫人高剑光，教导处何主任与赵、王两职员均在一室。王乃生校长为人正派，不苟言笑，未能在昌平久任，夫妇2人调往密云县。通县专署又派来通县简师校长李一农主持校政。

　　五、勤俭持家

　　1951年秋季，通县专署派来了佟植萍任昌平中学副校长。11月30日，昌师的初中4个班全部迁往昌平东门外的中学(关帝庙旧址)。王乃生校长将我妻介绍到“第二完小”任初小教员。二完小校长萧贵工作积极，教员教学开会占时较长，妻的负担很重。我在东门外上班，只好住校。逸仙3岁，立工不足周岁，雇保姆十分困难，换了好几位妇女都未长久，孩子只能受委屈。1952年冬，将儿女寄养在辘轳把胡同高家，入冬常吃白薯，衣服破烂。不久，我家又租住了东盔甲胡同王启家的南屋，同北屋的张显哲、西屋的李明同住一院，张、李都是昌师教员。住处离东门外很近，我可以不在学校食宿了，妻却离学校远了。这样直到1957年教改。1952年11月，教师普遍增加工资，每月收入55万元，4口之家生活稍见好转，才有条件在屋内安装铁皮烟筒。但屋子太黑，顶棚陈旧零落，且系南房，入冬后很冷，只好置买棉花、布料增添被褥。妻往往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挑灯做夜活，以节省开支。妻一心干家务。1952年春节，谢、梁、郭、杨和我5人率宣传队去北部山区宣传演节目，寒假也未休息。我们夫妻仍在渡着节俭的岁月，但比起解放初期已有改变，白面可以占到一半了。

　　1954年元旦立言降生，寒假之后，妻已无法再任教，只好退职。那时，一无托儿所，二雇保姆很难，3个孩子更受委屈。表伯母来此也劝告管好孩子最为要紧。于是，妻只好放下工作成了家庭妇女，她在二完小干了3年。经过3年的恢复时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各种政治运动，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基础，日见稳固起来。

　　我在昌平简师前后工作了3年半，此后我被调到昌平一中任教。

作者：耿景星    原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教师